第二节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点¶
（一）新变化的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都发生了新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私人资本所有制是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中，生产资料经济上的所有权与法律上的所有权是一致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统一于资本家自身，雇佣劳动者在资本家的直接支配和监督下，使用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无偿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占有关系反映了个体资本家同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对立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股份公司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取代私人资本所有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是一种私人资本家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其特点是资本占有主体多元化，而资本的使用具有整体性，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股东，仅凭借所有权凭证即股票，以股息的形式得到一部分剩余价值，整个股份资本由职业经理人直接管理和控制，生产资料经济上的所有权与法律上的所有权发生分离，所有权与控制权不再统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国家资本所有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国家资本所有制指生产资料由国家占有并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所有制形式。国家资本所有制的主要特点是，国家作为出资人，拥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国有企业的重要职能是推行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为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国家资本所有制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是由于其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部门，所以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家资本所有制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资本主义形式，体现着总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关系。 法人资本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发展的新形式。法人资本所有制是法人股东化的产物。法人资本所有制的基本特点是：各类法人（企业法人和机构法人）取代个人或家族股东成为企业的主要出资人，企业的股票高度集中于少数法人股东之手，法人股东凭借手中集中化的控股权干预甚至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监督和制约管理阶层的经营行为，使公司资本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重新趋于合一。法人资本所有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企业法人资本所有制，另一种是机构法人资本所有制。法人资本所有制主要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巨型公司中，在性质上是一种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垄断资本集体所有制，体现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经过这些形式的演变，资本占有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二，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从进入生产过程开始，就已经隶属于资本，在表面平等的交换关系背后，是资本对劳动的实际支配和控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家指挥下的劳动只是形式上隶属于资本，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生产工具使用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劳动者个人的技能不再对生产过程和结果具有决定意义，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就成为实质上的隶属。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更加严格，剥削方式也更加巧妙和残酷。在这方面，作为血汗工资制的“泰罗制”和“福特制”是非常典型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反抗力量的不断壮大，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开始采取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激励制度，促使工人自觉地服从资本家的意志。这些制度主要有：其一，职工参与决策。这一制度旨在协调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按照这种制度，有的国家在企业的监事会中，劳资双方各占一半席位，对企业重大问题共同进行决策。其二，终身雇佣。这是一种用工制度，按照该制度，工人一旦进入公司工作，只要不违反公司纪律，就会终身被雇佣。实行这个制度的目的是增强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意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服从资本家的统治。其三，职工持股。该制度旨在通过使职工持有一部分本公司的股份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工人产生归属感，在生产中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矛盾，避免社会剧烈冲突和动荡，保持社会的稳定，建立并实施了普及化、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劳动者的安全和保障需求，保证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改善其生活状况，劳动者工资水平也有所提高。当代西方国家在分配领域的这些变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对于分配关系的新调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第三，社会阶层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社会阶层、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公司内部的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发生分离，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一般不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而是靠手中拥有和掌握的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利息收入为生，最终成为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二是高级职业经理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般都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管理能力，享有优厚的薪金和职务津贴、企业董事所得利润等，与企业的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在企业中控制企业决策，组织和指挥生产，控制人事调动，处理劳资纠纷，因而具有控制企业的实际权力。三是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动方式发生了新变化。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工人阶级的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在工业和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就业的人数相对减少，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运输、邮电、贸易、金融、教育、保健等各类服务业就业的人数大幅度上升。随着工业中现代化、自动化服务和新工艺的广泛采用，新的生产管理方法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广泛实行，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少，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从事监督者、调节者和操作者的工作，实现了从传统劳动方式向现代劳动方式的转变。 第四，经济调节机制和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在继续发挥市场机制主导性作用的同时，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国家承担起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保持经济稳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维护市场秩序等重要职能。它与市场机制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胀”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西方国家普遍走上强化市场调节、弱化政府干预的道路，即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提升经济竞争力；通过福利制度改革，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通过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释放经济活力。随着政府干预经济能力的弱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即难以化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一步步陷入衰退和停滞，经济危机呈现新的特点：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日趋严重，产业竞争力下降；经济高度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财政严重债务化，债务危机频繁爆发；两极分化和社会对立加剧；经济增长乏力，发展活力不足，周期性危机与结构性危机交织在一起；金融危机频发，全球经济屡受打击。例如，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作用，危机的阴影至今仍未消除。 第五，政治制度的变化。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公民权利有所扩大。公民在法制范围内较广泛地通过个人的政治、法律行为，或以团体、组织、政党为单位，通过集体的政治、法律行为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谋求自身利益。同时重视并加强法制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法制建设，以便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缓和矛盾和冲突，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作用。在法制建设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行使、政权结构的布局以及国家权力结构中各种权力主体的活动均被纳入法制范围。此外，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二）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根本推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结构改善，经济快速发展。1951—1975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为：日本8.8%，联邦德国4.4%，法国4.3%，美国3.2%，英国2.6%。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1999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为：美国60%,英国70%以上，德国63.8%，法国71.5%。在第三产业中，高技术产业异军突起，1971—1986年，西欧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0倍，美国增长45.5倍，日本增长106.7倍。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1950年和1938年的相比，美国分别增长1.7倍和4倍，联邦德国分别增长3.5倍和3.3倍，日本分别增长9.2倍和6.4倍。 其次，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斗争，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十分激烈和尖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继续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曾开展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作出重大让步，进行某些社会改革。 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初步显示的优越性对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成功地打开了一个缺口，社会主义制度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变成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在更多的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更多的国家得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力量空前壮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挑战，促使资产阶级在吸取和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例如，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计划化管理；重视职工参与管理，实行经济民主等。 最后，主张改良主义的政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也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改良主义政党在英、法、联邦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获得执政地位。这些政党在执政时期，凭借国家政权，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个别环节进行了自觉的改良，如在维护私有制的同时推行国有化，在坚持市场调节的同时实施经济的计划调控，在不剥夺私人资本权利的同时对其权利的运用进行一定限制，在不牺牲效率的前提下倡导社会公平，等等。这些改良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修补了传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缺陷，使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客观事实，正视这些新变化，深刻分析这些变化的实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调整和变革那些不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的旧的生产关系。这种在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作出自我调节的结果。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无止境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规律。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还存在，只要生产剩余价值的规律还发生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生产资料私有制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雇佣劳动制度依然存在并运行着。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方法。资本占有的社会性提高了，但是资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支配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分化，资本与新型的劳工阶层之间的支配与反支配、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依然在进行，特别是随着传统产业的萎缩和高科技产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减弱，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工人失去就业机会，失业人口越来越多。社会福利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矛盾，但是并没有改变导致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同时，社会福利制度本身也由于经济持续低迷、政府背负沉重债务而难以为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虽然重视对经济的协调，但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垄断资本的利益，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难以防止和克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乏力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仍然是服从于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压迫需要的政治工具的本质属性。 这一切表明，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论断的科学性，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痼疾。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助于我们在深刻洞察资本主义本质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它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在这场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民生等方面都出现了各种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失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危机，虽暂时避免了金融秩序崩溃，但对推动经济复苏效果有限，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领域过度膨胀，金融业以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数倍的速度扩张，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实体经济呈现空心化的发展趋势。例如，2010年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680万亿美元，比美国14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近50倍，比50万亿美元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高出10多倍。产业空心化严重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内生增长的能力。二是福利风险增加。福利制度是西方增进民众政治认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在福利制度发达的国家，一些中下层民众拿的救济金甚至比正常工作收入还高，因而失去了工作意愿和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福利制度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福利风险不断增加。三是债务负担沉重。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借债消费习惯和高支出的福利制度，以及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救市措施，使得政府债务负担积重难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拨付巨额财政资金救助大型金融机构，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巨额政府债务又埋下了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隐患。 第二，政治体制“失灵”。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标榜民主并不遗余力地向外输出民主，但近年来移植西式民主的国家陷入动荡，西方国家本身也出现了某些治理危机，暴露出西式民主的弊端和局限。一是西式选举往往难以选贤。西方选举制度对政治人物的考察往往主要不是着眼于治国能力，而是选举能力，以博得选民好感并能胜选为标准。这样，能说会道但却不一定有实际经验的人往往容易当选。二是政党利益可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基本以政党为载体，执政党和反对党经常实现角色互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钟摆效应成为常态。随着政党博弈愈演愈烈，政客为取悦舆论或特定选民，往往特立独行容易走极端，导致缺乏理性和包容的“否决政治”盛行，从而加剧政治极化和朝野矛盾。三是“民主陷阱”会阻碍国家治理。主要表现为政府决策的短视化，以及少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以民主的名义绑架社会公益，阻碍国家治理和建设。一些既提振经济又改善民主的重大项目，因为少数居民极力阻挠导致项目一拖再拖甚至胎死腹中的事情屡见不鲜。四是传统精英政治走向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精英政治在欧美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并逐渐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例如，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与工党、德国的基督教联盟党与社民党、法国的共和党与社会党交替执政或联合执政，成为精英治国的典型模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长期萎靡不振，贫富差距扩大，民众不满情绪上涨，欧美主流的政治精英在竞选中提不出吸引选民的主张，在执政中也开不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化挑战的改革良方。大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对立日趋严重，民粹主义思潮的泛起使西方精英政治陷入困境。 第三，社会融合机制“失效”。近年来，西方社会不断出现不同群体、阶层的矛盾与冲突，甚至社会动荡。一是社会极端思潮抬头。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右翼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譬如2009年英国极右翼的不列颠民族党首次获得欧洲议会议席。2012年希腊极右翼的金色黎明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议席。这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采取暴力手段，恐吓、打击外来移民。二是社会流动性退化。主要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经合组织国家最富有的10%的人与最贫穷的10%的人的收入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7:1蹿升到了近年来的9.6:1。其中美国占总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的税前收入占比从1981年的34.7%上升到了2007年的45.8%和2014年的47.0%。英国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63.4万英国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资产是最贫穷的1300万人所拥有资产的20倍。英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该国总财富的54%,而占人口总数20%的底层贫困人群仅拥有该国总财富的0.8%。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滑向贫困线。三是社会矛盾激化。西方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2011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并且由纽约迅速蔓延到美国各大主要城市，汇集了各个职业群体和年龄阶段的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实质就是西方普通民众看不到希望，要抗争求变。2012年五一期间，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超过100个城市同步举行了罢工示威活动。而且，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时有发生。近年来，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发生过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例如2017年3月至6月，短短3个月内英国遭到3次恐怖袭击。2017年4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发生卡车冲撞人群的恐袭事件。2017年10月1日，美国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海湾赌场度假村附近发生枪击事件，50多人丧生，5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近年来死伤最严重的枪击案。这类群体性和恶性事件是与淤积难解的社会问题相联系的。 以上种种情况显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乱象。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源，归根结底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质疑。